铜官陶瓷

 

铜官陶瓷胎体实而不粗，装饰美而不腻，古朴典雅，精美时尚，永不褪色，施釉处如晶莹美玉，着彩处似朵朵彩霞，潇洒飘逸，独步天下。其釉下多彩、高温铜红更是偶然与必然的融合，是人力与自然的默契，系世界首创。

 

 

地标地理

千山泥土千山宝，遍地陶器遍地金

铜官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北郊30公里处的湘江东岸，春寒时间短，夏暖时间长，依山伴水，地貌灵秀，东连长湘高速通道，西临湘江天然屏障，南闻长沙都市节拍，北窥洞庭水域涟漪。

《列仙传》载：“云母山，亦名铜官山，山土紫色，内含云母。”其所指既是铜官及其丰富的陶土资源，主要有底土、黏土、料土、枯土、无名土等，其中料土更是铜官的优质陶土，分红、白两种，红色细腻柔嫩，可塑性强，白色略粗且粉，骨架力强，因陶土资源丰富，又位于浅表地层，铜官自古陶业发达，方圆十里，炉窑林立，遍地皆陶，号称“十里陶城”。

长沙铜官窑

著名的铜官窑遗址，是一座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宝库，是世界陶瓷釉下多彩的发源地，是汉文化向外传播的里程碑，是一颗重现光辉的陶瓷明珠。从铜官誓港到石渚湖畔，沿湘江东岸十里河滨，已形成古窑遗址几十处，他们都有着几百年到一千多年的历史。1988年，国务院公布长沙铜官窑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此基础上建成的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每年也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来领悟它深厚的文化底蕴，接受它的艺术洗礼，走进铜官，如入陶瓷世界，山城铜官，魅力陶都，如诗如画，如曲如歌。

文化背景

数千年陶瓷之路

铜官山土性宜陶，有陶家千余户，沿河而居--《水经注》

中国陶瓷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它是人类在长期生活实践中，用辛勤的劳动和卓越的智慧创造出来的结晶，始终与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息息相关。铜官陶瓷起源可以上溯到4200年前的尧舜时期，据宋《监略妥注》载：“舜陶于河滨，而器不苦窳”，指的是舜帝曾带领先人们在湘江河畔开始了制陶之业，而且技术相当成熟，能利用铜官的优质陶土制造出没有瑕疵的陶瓷。至今铜官的民众还尊舜帝为陶业的祖师，并在铜官的泗洲寺建有舜帝庙，历年香火不断。

至唐代，制陶技术因北方制瓷工艺的融入得到了很大提高。在二十四史中《晋书》、《魏书》中均记载，唐“安史之乱”后北方官窑制瓷工人流散南方，与湘渚（湖南铜官石渚）陶工安居一地，进行技艺交流，使铜官陶业生产出现了新的飞跃，在釉彩装饰上就发明了釉下多彩，打破了当时“南青北白”一统天下的局面，铜官也成了世界釉下多彩的发源地。随着技术的进步，釉下多彩在表现形式上发展成现在的复色彩，被称为釉的融通、彩的群集，流光溢彩，美仑美奂。已故的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在《三十年来我国陶瓷考古收获》一书中高度评价说：“铜官窑是我国釉下多彩的创始地……为天下第一，毫不过分。”

在唐代，铜官的陶瓷釉下多彩产生了无以伦比的艺术效果，在常用的釉彩黄、绿、白、褐、蓝、黑等色中，突出黄、绿、白三种颜色为主，形成了特殊的“复色彩”，称之为“唐三彩”。从宋元至明清，中国瓷器生产迅猛发展，铜官的陶瓷更是扬长避短，充分利用独有的资源优势和釉下多彩工艺特长，承前启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至宋代出现了低温三彩釉陶称为“宋三彩”。元明时期，釉彩的变化更是向高档方向提升，萌发了“釉中釉、彩中彩”的釉下多彩装饰工艺。清代至民国时期，铜官陶瓷在烧成工艺上充分利用龙窑大小各异，烟囱高矮不同而使气压尽量保持微正压，不断提高产品质量，产品市场因此长盛不衰，铜官从南至北连绵十余里，烧制陶瓷的龙窑多达100余座，使铜官成了全国五大陶都之一。

文化底蕴促就独有的艺术品位

铜官陶瓷上大量彩绘真迹，是唐代民间艺术的再现；脍炙人口的诗歌、题句是《全唐诗》之外唐代文学的民间版；它所承载的诸多域外文化因素是两汉以来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积淀；它的大量外销，又作为唐代的媒介和使者，开启了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新时期。古铜官陶瓷在陶瓷工艺中融入诗词、绘画、题记等创举，将最具中国特色的器物和最具中国特色的艺术完美地融为一体，使陶瓷在原有的瓷艺美、造型美基础上实现了多种艺术的融合，更加增强了艺术美感，使中国陶瓷成为了更具艺术性、更具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的珍贵艺术品。

海上“陶瓷之路”

铜官镇西临湘江，构成了水陆交通便利的网络。奔腾不息的湘江，是铜官与外域交流的主要通道。曾经，铜官的陶瓷沿湘江向北，北经洞庭至长江，走扬州出海，销往世界各地，构成了海上“陶瓷之路”，使铜官陶瓷成了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和平使者。2001年，德国人蒂尔曼·沃特发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打捞出“黑石号”沉船，船上载有9世纪中晚唐陶瓷产品67000余件，铜官窑的产品竟达5万余件。其中一只釉下多彩的平盘上写有“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樊家记”的题记，佐证了这批产品是产自湖南道（道 —行政区划名称）草市（草料供应市场，在当时铜官古城的夹街巷子）石渚。